“民间科技外交”兴起：中国开放合作需要新模式

　　当前，中美关系发生了范式的变化，两国科技界的正常交流合作被牵扯到大国竞争的格局中。在科技创新“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对科技创新治理国际合作的需求日增，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科技创新及其国际治理。同时，新技术快速发展，科技创新进入“无人区”，新兴技术治理挑战前所未有。

　　在近日由上海科技管理干部学院主办的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研讨会上，来自政策和科技创新领域的专家纷纷表示，中国要坚持自主创新和开放合作两个不动摇，要坚持合法合规开展交流合作，扩大与世界各国的利益交集。其中，“民间科技外交”这一概念被不断提及。

美国科学家眼中的中国创新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昆山杜克大学原常务副校长Denis Simon认为，过去40年，科技合作和教育交流是中美关系重要的两个基石。自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美两国签署旨在促进科技事务和教育交流的政府间双边协议以来，两国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本科生和研究生交流大幅增长，大学、智库和企业间的研究合作不断扩大。

　　到今天，仍有超过37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学生开始学习汉语，并已建有4家中美合资校园，包括杜克大学、纽约大学、茱莉亚音乐学院和新泽西肯恩大学。并且，中美之间建立起了富有成效的研究伙伴关系，在医药保健、农业和农业生物技术、清洁能源、食品安全和环境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合作成果。

　　但近年来，美国与中国的开放式接触逐渐“脱钩”，“曾经似乎完全不受美中政治关系变迁影响的科技合作和教育交流，现在已成为紧张和不信任的焦点，历经40年的以科技和教育合作为中心的中美合作桥梁似乎面临着被拆除的危险。”Denis Simon认为，造成这一转变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已经从曾经的“创新落后者”转变为潜在的“创新猛虎”：无论是太空探索、高铁、量子计算还是人工智能，中国在达到甚至定义最先进技术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使美国和西方感觉到惊讶和“威胁”。

　　在Denis Simon看来，中国科技领域取得快速进步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愿意并积极与世界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和教育与学术交流。同时，中国积极寻求成为“国际规则制定者”，在最重要的国际科技和教育相关组织中提高参与度。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 Caroline Wagner也持有类似观点：中国作为一个科学国家正在崛起，其中，开放的政策是推动变化的主要动力。通过对中国的科研总产出的研究，她发现，中国加入世界科技体系的政策转变非常成功，这并不是简单的科研投入或盲目地扩大大学活动，而是为了适应全球科研体系的规范，积极参与科研项目，公开分享研究成果，互惠互利。如《Web of Science》论文库收录的中国学者论文占比从2007年的4%升至2019年的15%。同时，随着科研能力的提升，中国科研工作的模仿性不断降低，原创性不断增强，很多高质量成果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中国需要融入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的参与。Denis Simon说，与科学和技术相关的全球性问题，例如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全球流行病等，其有意义的解决方案无不依赖于中美密切合作。在全球技术领先的“独行侠”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两国必须摆脱当前充满猜疑的局面，以更平稳、更缓和的方式进入未来。

　　“当今形势下，需要一个新的行为准则指导中美两国在科技和教育交流方面的重新接触。”Denis Simon建议，中美科学界可以建立一个类似联盟的双边组织，目标是为开展联合研究、促进学术和学生交流建立一个新的约束更少的环境，从而使得中美相关政府机构在教育交流和研究合作方面的担忧得到缓解。

发挥“民间科技外交”的力量

　　除了国家层面的科技交流外，民间层面的科技交流合作也不可或缺，并且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Denis Simon倡议建立的中美科学联盟就是民间科技外交的一种形式。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留美分会会长陆建非表示，不管政治层面是“晴天”还是“雨天”，中国和欧美国家的民间外交要持续、适度升温。

　　“民间科技外交大有可为。”科技部外国专家服务司副司长李昕说，以中美为例，民间科技交流合作的规模远大于政府之间的合作。2018年中国发表的国际合著论文中，涉及美国科学家的合作占44%，美国发表的国际合著论文中，涉及中国科学家的合作占26%。

　　除了共同科研合作层面，民间科技外交还可以表现为科技政策交流对话、人文交流、合作培养人才、国际会议展览及其他科技活动、知识扩散和技术转移、科研设施数据信息共享等多种形式。

　　陆建非认为，除了科学技术和科研理念的交流合作，民间科技外交的还有个重要职责，就是要向全世界介绍立体的、全面的中国文化。

探索“以我为主”的开放格局

　　“自身的技术不领先，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治理无从谈起。”李昕表示，中国开展科技外交，首先要加强原始创新能力，同时以更大的开放合作应对“技术封锁”。

　　在他看来，中国拥有足以支撑技术和产品改进、迭代、升级形成良性循环的巨大市场，以及大量的科技人才。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增强设置议题的能力，牵头组织和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梁正则表示，和过去被动融入其他国家的科技创新体系不同，现在应该探索“以我为主”的开放格局。“拿出资源来、拿出题目来，让全球最聪明的科学家、最好的人才到我们这里来，这是我们很大的机遇。”他认为，可以以政府为主推动大科学计划，依托大科学工程吸引全球优秀人才。

　　同时，开放式创新日益成为科技创新的主流范式，开源技术、开源社区越来越多，产业竞争由单纯的技术竞争转变为生态的竞争，这是中国科技企业未来的必经之路，也是中国建立“以我为主”开放格局的契机。

上海科技报

刘禹